1969年甩掉了“牛鬼蛇神”的帽子，我被調到了一所戴帽的學校——璜源小學，辦初中班。
學校東面靠著大山，冬天很遲才見到太陽，兲堔恧學校門前有條小溪，溪對岸是公路，溪水長流不息，清澈見底，溪邊有用石塊壘的埠頭，附近村民飲用水都在這裡，溪上有座不足一米寬的木橋，是進學校的必經之路東芝電視機。
剛開始只我一個人，後來陸續又調進幾個老三屆大學生，有安大的、安師大的，還有位中科大的，大都背著個大包袱——出身不好。校長出身好，文化低，人也忠厚，階級鬥爭抓得不算太緊，只要求大家教好書，校園裡倒也相安無事。老師們教書出奇地買力，這可能是因為頭上的辮子，屁股上的尾巴不再被經常提溜的緣故。
這裡是出了名的貧困大山區，學校條件十分簡陋，沒有課桌凳，我有木工基礎，於是我和一個木工出身的民師搭檔，組織學生辦木工小組，大隊為我們提供木料，自己動手製作了一套課桌凳。其他師生上山開荒，栽種茶樹，兼種瓜果蔬菜。由於我們“學工學農”抓得比較實際，成績顯著，上級滿意，家長、學生也沒什麼怨言。可有件事卻讓我受了一肚子窩囊氣toshiba tablet。
上級給公社分配了一個上大學的名額，我是班主任，公社幹部隨便問了我一句給誰好，我先是不同意，說初中還沒上好怎能上大學。大家都說既然有這政策，放棄了豈不可惜。於是我矮子裡挑長子報了個名單，但一直沒有回音。第二個新學期開學了，我到各家動員入學，碰上一個曾報過名未上學的女孩，問她什麼時候進學校，她回答說：“我的箱子、被條還沒準備好，過兩天再去。”我一聽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，就說：“你上學在家吃住還準備什麼？”“我不是到你那裡上學，我是到蕪湖讀大學。”難怪村里有人議論我辦事不公，哦，原來如此！這孩子是領導幹部女兒，據說小學沒上多少時候就回家了，辦初中班時報了名一直沒進學校。之後我問公社幹部是怎麼回事，結果自討沒趣，反而受了一頓教育：“你呀，智育第一的流毒還沒肅清！”我還有什麼話可說。這以後我教的初中班裡又出了好幾位大學生，這可不是我的功勞，是他們父母有能耐傢俬。
1972年我又調到另一所山區學校——源芳初中。這裡的師資力量較強，有幾位中老年教師，也有幾位年輕的名牌大學本科生，學校負責人對教學抓得較緊，還像個中學的樣子，我在這裡教了兩屆初三語文，1974年9月又回到臨溪中學。
我在大山里當了五年教師，教學條件和生活條件雖然較差，但心情卻是愉快的，山里人待人熱情，那種渴求文化，尊敬教師的真情實感讓我感動。那時我一家五口到璜源落戶，吃的住的全給安排得好好的，誰家做大事、過年殺豬都少不了要請我們作客。有一次村里打到一頭大熊還特意送給我一隻熊掌，至於一般的山里土家菜更是常常送來。星期天、節假日我常跟他們一道上山砍柴、拔筍，下河捕魚、撈蝦。
我是大山里的老師，大山也是我的老師。五年的大山生活讓我感受了山里農民的淳樸勤勞、磨練了戰勝困難的意志，陶冶了植根鄉土的情操。我在大山里教的學生現在大多事業有成，恢復高考後出了好幾個真正的大學生，這裡面可能也有我的一分苦勞。當年的青少年如今大都成了爺爺奶奶了。每當久別重逢，聽他們叫我一聲老師，我感到莫大欣慰，無比自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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